“食货志”与“打秋风”

——读庞利民先生的《晋商与徽商》

  看过几本关于晋商的书，对徽商的名气也耳有所闻，但像庞利民先生把一南一北的晋商和徽商比照着研究，无疑是开拓出了一个新视角。有比较才有鉴别。

  文人结交，以书为媒，是从一本书认识一个人。庞利民原本是电力系统的国企高官，但他却有着浓郁的文史情结，洋洋洒洒八九十万字一部厚重的书，可说是他的心血结晶。资料之详实，论述之精辟，条理之清晰，结构之严谨，都令人击节赞叹。浩瀚的研究成果非我一篇短文所能尽述或囊括，我只择其两点管窥蠡测以一斑观全豹。

一、说说“食货志”

  中国史书上多列《食货志》，是对历朝历代商业行为的记述。这个命名是意味深长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揭示：任何一个物品都有价值的两重性：价值和使用价值。同一物品，可以增值，也会贬值。或货烂地头或异地成宝。

  商人玩得就是眼光。在别人看来是满目黄沙遍地鸡毛，他就能黄土变成金，鸡窝里飞出金凤凰。

  当然我理解，古人用“食货”，可能是概括为国计民生的“吃用”二字。但我从字里行间理解为，“食”者为吃，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看到货物的潜在价值，在流通中促成它的增值，甘蔗吃出两头甜。一头牛剥下几层皮。

  价值既然充满了变数，我们何以蔑视和贬低流通流域中所提升的价值？

  《晋商与徽商》在第二章有一节：“封建律制，帝王贱视”。写了商人在封建历史上一直是受歧视的阶层。《汉书·食货志上》：“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商人是排在“士农工商”社会各阶层的最底位。管仲布衣之时，曾与鲍叔牙一起经商，因多占多分鲍叔牙不计较而后世传为“管鲍之谊”。然而管仲摇身一变成为齐相后，却不耻于提自己的商人出身，忘却了他的经济理念来自的实践，说：“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倒好像是龙生龙，凤生凤，他出生高贵，不再提老鼠的儿子何以会打洞。

  《汉书·君尝》记：“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西晋王朝规定：“侩卖者，皆当着巾，白帖额，题所侩卖者及姓名。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标志明身份，有着明显的歧视意味。

  汉高祖刘邦初定天下，商人是很受歧视的。司马迁《史记·平准书》记载：“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商人不许穿丝绸，不许乘车行路，加重征收他们的租税，使他们经济遭困境，人格受侮辱。孝惠帝、高后时期，虽然重新放宽了对商人的限制，但商贾的子孙仍严格规定不准许走仕途当官吏。

  然而，见不得却又离不得。当整个国民经济为适应汉武帝黩武征伐的需要，一切都转到了“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不管白猫黑猫只要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发展才是硬道理。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作为生财有道“精于算计”的商贾们自然应运而生。武帝一朝多商人，一个个登堂入室，执掌起经济财政的权柄来。

  历朝历代商人的形象向来不好。无商不奸，无奸不商。白居易的著名《琵琶行》中，写有“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的谴责诗句。儒家更是认为:“君子晓以义，小人晓以利”,把商人看作是对立于“君子”的小人。《晋商与徽商》一书中写道：“宋时的《清明上河图》凸显开封之商都繁华，但对商人仍然看不起。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就给子孙留下遗言曰：如果不能做官，就回乡务农，千万不能做市井商人，辱没了祖先。”

  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朱元璋圣旨：“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把商贾作为无业游民，社会不安定因素，遇到即抓起来。如此时势，或曰这样的“投资环境”，商人的命运就像走钢丝，在夹缝里求生存。

  我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观念中，农业为立国之本。而商人一向被排挤在百技末端。生产创造财富，所以工农是物质的创造者。而流通仅仅是同一物的异地赚取差价，商人只是依附于创造者身上的“寄生虫”。在我国的建国之初一直到文革中，甚至设有“投机倒把”之罪，由此也可见对流通领域的偏见之深。

  然而，价值的体现往往在于“使用价值”的属性，也就是说，死宝需变为活宝，有用才彰显价值。莫言的小说《愤怒的大蒜》，就是对物品增贬值现象的形象旁注。

  《晋商与徽商》第七章《驼铃帆影，晋商足迹遍天下》，“驼铃帆影”这个词概括得好！商人在行走间赢得价值的升值，形象地表达着流通中产生财富。钱在脚下，财富是靠两条腿走出来的。晋商或徽商都有着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从中州到边陲乃至远达恰克图的“辐射图”。

  无论是晋商的煤铁盐资源的贩运增值，还是徽商茶叶、林木、石头（徽州歙砚，四大名砚之一）的开发增值、都是把“货在地头死”，变为“物以稀为贵”。经济的杠杆还靠商贾们来撬动。

  再往深一层说，价值如何体现？

  黄金有价值，黄金储备无疑是国民财富的象征。然而，黄金本身即不能吃也不能穿，却为何能成为人们交易的硬通货？

  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写下了那段为后人广为流传的关于黄金的著名论述。莎士比亚用形象的文学语言，哲理思维，描绘了黄金无所不能的威力。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止一次地引用过《雅典的泰门》一剧里这段关于黄金的台词。马克思说“莎士比亚绝妙地描绘了货币的本质”。马克思正是出于对黄金本质的认识，说出“早晚有一天人们会用黄金去盖厕所”。列宁也说过一句类似的话：“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将用黄金盖一个厕所”……同一物品，一会儿是香饽饽，一会儿又成为臭狗屎，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再次看到价值的“变数”。

  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在犹太人那里没有不毛之地，在其绵薄的石层底下流淌着精神和智慧的泉水。”晋商或徽商，地域不同，但在经营理念上却是“英雄所见略同”。庞利民笔下描述的晋商徽商发迹史，似乎都在验证着这一真谛。

  关于价值，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个更为直观的比喻是纸币：一张纸，何以取得贵如黄金的价值？存入银行是一张纸，荣毅仁的理财观就是“用钱生钱”。富人是用银行的钱生大钱，穷人是把钱存银行挣两利息小钱。

  纸币的价值是信用，信用抵千金。失去了信用，就成为国民党崩溃时期的金元圏或苏维埃解体前的卢布，还有近期津巴布韦因为政局动荡，亿万票面的钱币，却买不来一个汉堡包。用纸币来反映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关系，大概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比喻。

  《晋商与徽商》一书中，有着大量对“飞钱”“交子”“会子”以及对“当铺”“印局”“钱庄”“账局”等的描述，也有着诸如“建立股份制，给员工以身股激励”，“两权分离，实行总经理负责制”，“集团运作，总号分号一盘棋”等经营方略的分析。其中在《信局、镖局对票号的影响》一节中，通过“信局为票号的产生插上了翅膀”“镖局运银已不适应大额度商品交易”，描画出票号起源的轨迹，同时在《山西票号的衰落》一节中，通过“内乱外患，改朝换代，是山西票号衰落的主要原因”，“外资入侵、银行兴起，是山西票号衰落的经济原因”，“思想保守，不图变革，是山西票号衰落的内在原因”。通过对山西票号兴盛与衰落过程的考证研究，揭示出为什么山西票号没能发展为现代意义上的银行的历史与时代逻辑。

  庞利民的《晋商与徽商》，成为全面反映一个时代商贾面貌的“食货志”。

二、说说“打秋风”

  我认为，本书最有价值的体现是，揭示了在封建体制下，官吏与商贾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商人财富兴衰的富有中国特色的一条轨迹。

  庞利民的《晋商与徽商》一书中，多有对“打秋风”的描述。“打秋风”说白了就是敲竹杠，水过截流雁过拔毛吃过水面留下买路钱。权力的附加值是，只要过一道手，就能撇一层油。

  商业利润的“分肥原则”，谁也不能吃独食，有钱大家赚。

  一件货物从生产的开端到消费的终端，整个链条的每个环节必然要分割利润。这是正常现象。但利用手中的权力，管卡要，坐享其成，不劳而获，以资源寻租，人为设置环节，则成为流通渠道的“血管瘤”。

  奸商再奸也逃不出贪官的手掌。

  《晋商与徽商》一书有对“盐专卖”过程中“打秋风”现象的描述：

  私盐盛行是盐价高昂所致，盐价高昂是因清政府各种苛捐杂税过多过繁，敲竹杠、打秋风，沾盐（油）水的官吏太多。……雍正时，“两淮商人行销引盐，岁办250余万两之正杂课饷钱银”，已比清初95万两多出155万两。道光时两淮盐商输纳之银已多在500万两上下，比雍正时又多出了一倍。据《清史稿·食货四》记：“乾隆中金川两次用兵，各商所捐自数十万、百万以至八百万，通计不下三千万。”其他如助河工、城工、赈灾、修行宫、南巡接驾、过“万寿节”，盐商们都要损输纳贡。短短十年中，两淮盐商捐银就达1200万两。

  各种浮费繁多。浮费是指官场各种陈规陋习之费，亦相当于今天的人情银、贿赂银、灰色收入。清代盐利最厚，贪官污吏无不如蝇附腥，寻机分肥。打秋风，沾油水。盐运司衙门里的人，吃拿卡要、关节多多，衙门中的书吏多至十九房，商人办运请引，文书辗转至十一次，每经一次手续，都要有一次使费。……盐到口岸分运包装过秤时杂职胥吏要敲竹杠。道光时，扬州盐运司衙门就有“办贡、办公”“活支月折”之费，汉口有“匣费”，江西有“岸费”。其四，是窝费。实行纲票制，两淮盐商中有一批占窝而不行盐的人谓之底商，也就是占有盐窝资源的纲票垄断者。这些人每年将行盐的权力转售给他人，“每引索取票银一两，每年按引须银一百六十九万两有余归于底商，先国课而从收其利”（类似于今日之卖批文）。由于这四类费用的支出，盐商们必然要抬高盐价，将费用转嫁到消费者的头上，这就是淮盐成本高的根本原因。

  书中写出了一种官商勾结，鱼肉百姓的社会画面。

  资源国有之属性，使得在封建体制下致富的渠道，几乎都是对公有资源的霸占和掠夺。勤劳可致小富，只有背靠大树巧取豪夺才能致大富。即从煤矿开发，房地产业，金融投机等等，分析暴富者的致富途径，无不与掠夺全民资源有关连。这也成为商人的原罪。握在官方手里的把柄。

  成也官商沆瀣一气，败也官商勾肩搭背。这是中国历代商人的宿命。

  庞利民先生把晋商和徽商发财致富后的选择作了一个比较：徽商是有了钱就要买官，而晋商则是致富后尽量藏富不露避官。看似做法迥异，实质殊途同归。买官是因为看到了官商的“近水楼台先得月”；避官是因为怕官吏们无休无止地盘剥，惹不起还躲不起。反映着商贾们对官吏的既羡慕又畏惧的复杂心理。徽商的张扬和晋商的内敛，都反映着商贾们的社会集体潜意识。都是中国特色的官商关系。

  《晋商与徽商》中，有一段对元末明初大富商沈万三的描绘是意味深长的。明朝朱元璋为了修筑南京城墙，硬性摊派沈万山承担三分之一的费用。沈万山拿出犹如九牛一毛，让朱元璋看到什么叫富可敌国。钱多了就能任性，沈万山冲昏了头脑，当朱元璋正为犒赏三军而发愁之际，沈万三想显摆一下，主动请求由他出资。朱元璋故意问他：“朕有军百万，汝能遍及之乎?”沈万三任性的豪情上来了，答道：“愿每军犒金一两!”朱元璋当即拒绝了沈万山：“此虽汝好意，然不须汝也。朕富有四海，哪里要你那点钱？”对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帝来说，岂能让你一个商贾如此炫富？你那点钱还不是皇帝的囊中之物。后来朱皇帝“欲治其罪，何患无词”，随便寻了个理由，将沈万三流放到云南，没收了沈家的财产。当一个人富可敌国之后，就会对社稷造成威胁。也就到了你灭门绝户之时。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西晋的石崇就是妄图以经济干预政治的典型事例。石崇是典型的官二代，做官商致富后买官至太仆，开始想在政坛上叱咤风云，最终被孙秀索矫诏押到东市处斩。石崇临刑前懊悔不及地说；“知财致害，何不早散之！”清末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更是明显的前车之鉴，他致富游刃有余于李鸿章与左宗棠之间，但最终还是无以逃脱地没顶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中。

  马云深有感触地说了一句至理名言：“中国商人千万别在‘红道’上混，胡雪岩的悲哀就在于他是‘红顶商人’。”马云还说：“钱和权两个东西绝对不要碰在一起。这两个东西碰到一起就是炸药和雷管碰在一起，必然要爆炸。”

  垄断产生利润，绝对的垄断产生绝对的利润。权力是很容易转化为财富。

  过去，徽商靠贩卖官盐发迹，晋商靠垄断与蒙、俄的经营权发家，至于其他的什么商，只要是在华夏土地上发迹的，无一例外都是与权力交易的结果。这当然不能指责晋商和徽商，当一国的权力掌控一切资源。私有财产成为“万恶之源”，在这种环境下，怎能让金钱不与权力发生关系？商贾们不依附权力，不可能把生意做大做强；官员们不与商贾们暗渡陈仓，又怎能以手中的权力来寻租发财？

  商贾不懂政治不行，没有了致富的杠杆；商贾离政治太近也不行，容易被无情的政治斗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晋商与徽商》中，在“肆意勒索，敲竹杠，打秋风”一节中，对晋商与徽商的衰败做了深刻揭示：

  清初河东盐池实行“畦归商种”，使河东盐池生产得到发展，产量倍增，经销潞盐的商人有钱可赚，遂发家致富。但到了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清政府加大了对河东池盐的税负，盐运使、税吏等各级官吏不断苛征勒索，使经销河东池盐的盐商无钱可赚，赔累家底，渐渐由富变乏，由乏变穷，纷纷退出经销承运潞盐。《清高宗实录》：“旧商疲乏日多，而晋省富商，往往规避佥商。”

  清政府这种杀鸡取蛋，竭泽而渔的短视行为，成为晋商与徽商衰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晋商与徽商》中还描述道：

  清末官场腐败，贿赂盛行，商人不使银子，不孝敬银票，关难过，门难进，事难办，路难行。各级官僚衙役视商人为“可啖之物，强索硬要，不厌不休”。清朝两淮盐商有三项“浮费”：一是“程仪”，现任或候补官员进京路过淮扬，不论该官与淮商有无交往，都要索取一定“程仪”；二是“规礼”，本地的大小文武衙门，无论与盐务是否有关，都要向商人收取“规礼”；三是“别敬”，先是每年御史任满，照例要向商人收取“别敬”钱，后来发展到无论地之远近或与商人是否有交情，只要是达官显贵，在任期满时都要向商人索取“别敬”。

  商贾成为各级官吏嘴边的肥肉。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吃上瘾了总想吃。庞利民的《晋商与徽商》，揭示了“打秋风”背后的制度逻辑。

  《晋商与徽商》正是通过对“食货志”与“打秋风”的描述，揭示出晋商徽商艰难创业的兴起和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衰败。通过两个角度的对比鉴别，揭示出经济与政治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创造经济奇迹的历史关头，把晋商与徽商二百年来的沉浮沧桑，由兴起走向衰败的轨迹加以借鉴，无疑有着鉴古知今的现实意义。

    我们要感谢庞利民先生为时代贡献了一本有价值的好书。

               （报纸在刊登时有所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