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我材必有用

——曲艺家王秀春素描

  王秀春的创作成果要结集出书，真为他感到高兴。活到近耄耋之年，有了某种总结人生、“盖棺定论”的意味。莎士比亚有言：延续生命的方式有两种：生育子女，留下作品。人生在世，奋斗毕生，生命有限，精神长存。

  王秀春希望我给他的新书作序。

    早年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书，出版新诗集时，请哈佛大学的梅光迪为之作序。梅光迪以三条理由拒之：其一，“迪现实未敢谈诗，因未研究也。”我非曲艺界人士，隔行如隔山，跨界为之，难免班门弄斧门外乱弹，只恐遗笑方家；其二：“序文者乃‘谀墓’之类，安容反对家置喙？”新书出版，其中甘苦，述著者自知。旁观者表示祝贺，理应送上心灵鸡汤滋补。然而，我生就不会鹦鹉学舌也非善于唱赞歌的百灵夜莺，只是个爱挑毛病的啄木鸟，横挑鼻子竖挑眼，鸡蛋里面挑骨头。作序重任，岂是我能为之？其三，“迪全无名誉声势，作序无补。”一本书付梓之际，作者但凡请人作序，自然请学界名流文坛巨擘。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指鹿为马，点石成金；巧舌如簧，妙笔生辉。王秀春比我年长十岁，我延续在太钢初识时的习惯，至今一直称呼他“王师傅”。王秀春请我作序，我担心他是“爱屋及乌”“明珠暗投”，而我却有“鱼目混珠”“滥竽充数”之嫌。

            （作者与王秀春）

    王秀春说：“我从事曲艺一辈子，也不乏愿为我写文章作序之人，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就认定了非你莫属。我总觉得别人并不真正了解我，说一些赞扬的话也是隔靴搔痒。也许还因为你也是从太钢出来的，我们有着近半个世纪的相知相处。”

  上世纪八十年代，王秀春、王绍曾、冯霞和我，被太钢文艺界的人称为“四条汉子”。这是套用中国文坛上曾经有过的对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四人的称呼。当年，王秀春在曲艺领域、王绍曾在音乐领域、冯霞在美术领域，以及我在文学领域，是太钢文艺界涌现的出类拔萃者。对此评价，我们其他人都是用了一般的谦辞：不敢当不敢当。独有王秀春以一个曲艺家的幽默才智，咬文嚼字地说：“没错，名副其实的四条汉子。”说着，他用手自上而下轻飘飘一划，把重音落在“条”字上，蓦然间就让人与“块头大”形成了鲜明对比：当年，我们四人都是瘦骨嶙峋——我九十七斤，王秀春九十八斤，王绍曾九十九斤，三人无一人能打起一百斤的磅砣。“四条汉子”经王秀春这么一“解构”，一句“不堪承受”的赞美之词，顷刻间有了幽默风趣的意味。

  （右起：音乐家王绍曾、曲艺家王秀春、太钢文工团老领导李强、狄仁杰扮演者孙承政、作者）

  当年，著名评论家唐达成赞誉王秀春是“绝顶聪明”，王秀春摸摸自己满头浓密黑发：“没有谢顶，何来聪明？”

  王秀春的幽默感，可说是随时随地都能“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朋友们只要有饭局，都喜欢叫上王秀春。王秀春是酒席上的一道“发笑剂”（发酵剂）。

  酒席上上了啤酒，没有瓶盖起子，大家起哄，说王秀春伶牙俐齿铁嘴钢牙，他那张嘴比瓶盖起子还厉害。原本大家都带点调侃的性质，可有人不知轻重，干脆上前把啤酒瓶盖顶到他的嘴边。我觉得这样做把王秀春弄得挺尴尬，有些失之不恭，有些过份。但王秀春不恼不愠，故意做出痛苦状，委曲地说：“崩了我的牙，我可要你们‘以牙还牙’？”一时众人哄笑。

  王秀春家的窗户台上，总摆放着不知从哪收罗来的易拉罐空酒瓶罐头瓶，大家嘲笑他：“这么多瓶瓶罐罐不扔，干啥用啊？”王秀春从容不迫，“一本正经”地回答：“攒着，要不咋攒起我的万贯（罐）家产呢。”

  当年，《山西日报》全文刊登了王秀春的《十里钢城尽朝晖》。没有稿费，只奖励了一支英雄钢笔。当年这也算是一件贵重的奖品。但时过境迁，钢笔早已退出了现实生活。但王秀春仍视若珍宝好生收藏，后来还像传家宝似的赠给已经使用电脑的孙女。别人调侃他：“现在还有谁希罕钢笔？你不如把它埋到土里，哪天还能成出土文物。”王秀春却说：“你不懂，将来我还要靠它参加拍卖会，起拍价一个亿。”

  有一年，太钢文工团去很远的一个山区小镇演出。车出了山口，向路人询问：某某镇还有多远？答曰：十来里。车继续前行，一路上不断询问，一会儿这个路人说还有五六里，一会儿那个路人说还有十二三里，把全车人都说得晕菜了：这山路怎么越走越长？王秀春在一旁调侃地说：这山里的人大概不讲里（理）。

  有一次，市曲协主席王小东在车上问他：王老师，您有微信吗？咱俩连个网。王秀春叹了口气说：过去还有点儿，老了以后一点儿威信也没有啦！全车人一愣，紧接着醒过味儿来，大笑了好一阵。其实，王秀春知道微信是什么。

  王秀春的家务负担很重，他的许多作品，往往是他一边干着家务，一边突现灵感，随手记录下来。有一次我到他家，正巧赶上他在和面，做他拿手的“刀削面”。突然，他想到了什么，拿起手旁的笔就记录起来。我笑着调侃说：“记得契诃夫说过，做家务使人变得迟钝。你倒做家务做出灵感来了？”王秀春苦笑着晃晃他那沾着面粉的手，自嘲地说：“要不咋叫‘多面手’呢？”

  ......王秀春这样的急智敏锐,俯拾即是随处可见。常有妙语如珠，大珠小珠落玉盘。

  当年我就有一种预感：王秀春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只要给点阳光，必定是一片灿烂。

 （太钢文工团的朋友在王秀春儿子的婚礼上）

  在工矿企业搞过宣传的人都知道，工业题材的作品最难写。想把好人好事的表扬稿，写出艺术性，又让观众“喜闻乐见”，谈何容易？你不得不佩服王秀春的聪明才智。他就有化平庸为神奇的本事，把一盘散沙似的表扬稿，凝聚成精彩纷呈的数来宝。出口成章，如数家珍，数着数着就来了宝。

  王秀春的《十里钢城尽朝晖》，在1973年的山西省曲艺调演中一举成名获得头彩。那次的全省文艺调演，我太太严淑鹤担任报幕员，类似现时的节目主持人。她回忆说，王秀春当年的表演，火的程度不亚于如今的明星出场。每次节目演完，报幕员上台报下一个节目，都会遭到观众的轰台，一阵阵掌声雷动，根本不容她开口报下一个节目。王秀春俩人一次次返场谢幕，观众还不让，有一次竟然谢幕达三次之多。后来王秀春两人只得准备几个返场小段，以满足观众的热情捧场。

    （1973年，王秀春创作并与孙承政合作演出数来宝《十里钢城尽朝晖》

  几十年过去，在我的脑海里，仍能清晰地冒出王秀春那双忽眨忽眨的大眼睛。人们说，王秀春的眼睛会放电，一到舞台上就能和观众触电般地交流起来。王秀春的“数来宝”,决没有冷场的时候，他一出场，剧场就是一股热流，一股笑流，往往是几个会心微笑的“哏”之后，接着一个大响堂。王秀春组织包袱的途径是如此广阔。他的“数来宝”借鉴了相声的手法，两人一逗一捧，说学逗唱、“铺平垫稳”、“三翻四抖”，把抖“包袱”运用得开阖自如出神入化随心所欲妙不可言。常常出乎人的意料之外，细琢磨又在情理之中。听着王秀春的“数来宝”，你会情不自禁地感叹：构思太巧了，语言太绝了。真可称之为“语言大师”。

  这样艺术化地宣传企业，自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当年太钢的总经理商均一次开大会时说：“王秀春的一段快板，比我的一场报告还管用。我要作报告，要把太钢概括地介绍，三句两句还真是说不清，人们也不爱听。可到了王秀春嘴里，说出来就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了。”

   （1976年，王秀春创作并与刘培安合作演出数来宝《新炉长》）

  王秀春凭借自己的才赋和努力，自然获得了极大成功。他五次参加全国高级别曲艺汇演，四次获得一等奖，有一次是没有评奖。那都是与全国各路笑星，同台竞技脱颖而出。王秀春从事曲艺近60年，创作演出数来宝、小品等曲艺作品300多件，有近百件作品曾发表于《曲艺》、《天津演唱》、《工人日报》、《山西日报》及曲艺“精品专辑”、“汇集”中。数十件作品在国家级、省部级调演（大赛）中分获高等级奖誉，并在中央电视台及省市电视台录制播出。1973年，王秀春的处女作《十里钢城尽朝晖》问世，在山西省的首次曲艺调演中引起轰动。1976年以钢铁工人生活为原型创作的《新炉长》，代表山西赴京参加全国曲艺调演，受到曲艺权威的关注及好评，由中央电视台录制并向全国播出；1980年创作了针砭时弊的《说话》，参加由文化部、全国总工会举办的全国曲艺调演，获优秀节目一等奖；1981年创作演出了《该怨谁》，参加由文化部主办的全国优秀曲艺节目调演，因其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巧妙融合，在群星荟萃的角逐中，一举获得创作、表演双一等奖；1983年，王秀春荣获山西省首届“赵树理文学奖”，同年全国总工会授予他“全国工会优秀积极分子”奖章。1992年，曲艺小品《真假之间》参加全国首届曲艺小品大赛获一等奖，中央电视台《曲苑杂坛》录播，同获文化部第三届“群星奖”。1997年，数来宝《信不信由你》参加由中国曲协主办的“中国曲艺牡丹奖快板书大赛”，荣获曲艺界最高奖项——牡丹奖创作一等奖，作品收入《中国曲艺大辞典》。此外，快板小品《我是安全员》获中国文联、全国总工会、中央电视台、中国曲协联办的文艺汇演金奖；数来宝《心服口服》获中国人口文化奖；数来宝《人证》获文化部、中国曲协新书目大赛奖等等。

  二十世纪末，可说是王秀春的黄金岁月。随着一次次从北京载誉归来，一顶顶桂冠落在王秀春的头上：山西省曲艺家协会主席、山西省青联副主席、山西省文联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说唱中心常务理事、中国快板艺术研究会副会长……一个工厂里土生土长的业余曲艺爱好者，成长到如此地步，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

          （王秀春获奖归来）

  在一次太钢宣传队的老人们为王秀春祝贺的酒席上，其众多头衔职务成为朋友们起哄敬酒的由头。朋友们并无恶意，只是抱着好奇心，想看看把王秀春灌醉了，这么一个妙趣横生的人会生出什么怪洋相。王秀春当然不胜酒力，但人们仍不放过，说：太钢文工团就出息了你一个，头上戴了那么多顶桂冠，简直开了帽子工厂。大家为你祝贺，你不能扫了众人兴。数数你挂了多少职务，一个职务喝一杯。说着，有人上前准备捏住鼻子往下灌。王秀春干脆往椅子上一瘫说：“灌吧灌吧。一个职务一杯酒，这会长，那主席，职务满天飞，我都灌成了‘植物（职务）人’。”说着，一边翻白眼，一边将刚才蜷曲成醉虾的身子四仰八叉，嘴里顺势就把灌进去的酒都吐了出来。王秀春的机警智慧，把大家逗得笑了个前俯后仰。

   （王秀春创作并与田宏民合作演出数来宝《该怨谁》）

  擅长创作数来宝的王秀春，他的众多作品,有着鲜明的“快板”特色。赵树理在《李有才板话》的引言中开宗明义：“作诗的人，叫‘诗人’；说作诗的话，叫‘诗话’。李有才作出来的歌，不是‘诗’，明明叫作‘快板’，因此不能算‘诗人’，只能算‘板人’。”剧作家华而实曾为王秀春写过一篇文章：《“宝”中之宝，人中之人》，文中说了这样一句话：“赵树理称《李有才板话》中的李有才为‘板人’，那么，擅长数来宝吟诵的人，可不可以称之为‘宝人’呢？我就是这样戏称王秀春的。”

  王秀春的成就在于他创作及表演了许多数来宝，也是因此而在中国曲坛闻名。此次集结展示王秀春创作的数来宝及其它作品，也许能与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相得益彰。一个是农民中的智者，一个是工人中的智者。工人作者、农民作者，构成共和国民间话语的两翼。农民智者用“板话”记录和描绘了中国乡村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沧桑变迁；工人智者的数来宝，则折射出曲艺作品在中国转型时期的社会主义特色。

  钟鼓馔玉不足贵。天生我材必有用。

（此文选自《撇捺人生王秀春》一书，全书将于近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