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赵惠先君于2018年4月21日晨六点三十分仙逝，不胜哀痛。默坐无语。

  屈指算来，我与赵惠先相识相交已有四十六个年头。初交伊始，我就意识到赵惠先的“与众不同”。

  人与人智力的差别，其实集中表现在一个“博闻强记”上。

  “博闻”，是比较鉴别的前提条件。“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见多自然识广，管窥蠡测的井底之蛙岂会有扶摇直上九万里的鲲鹏见解。赵惠先读书颇为庞杂，经典名著野叟曝言，庙堂主流江湖俚语，雕虫小技屠龙之术，阳春白雪下里巴人，赵惠先拉到篮里都是菜，自言“开卷有益”。

  “强记”才能完成一个人“腹中富书五车”的知识积累，也才能把“博闻”的阶段性优势，融化于自己的心灵血脉中，化作永久性优势。在我印象中，赵惠先记忆力超人，几乎可以说是“过目不忘”。赵惠先与人交谈，往往引经据典，出口就是原文。记得有数次在某一引文的字句上发生争执，去寻找出处对照原文时，每次打赌都以赵惠先获胜告终。尤其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是，那时候赵惠先正对《易经》迷得如痴如醉，他不仅对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及其卦辞、爻辞熟悉得如“老三篇”一般倒背如流；即便是六十四卦的卦辞、爻辞，他也背的滚瓜烂熟。他断不了在朋友们面前，故意卖弄地把那些佶屈聱牙的古文念得有板有眼时，我确实对赵惠先超人的记忆力佩服得五体投地。那时候，我的第一直觉，赵惠先的读书，与一般人视角不同。从相同的书中，赵惠先好像总在突出自己的“特立独行”。有时与朋友间见仁见智的争辩，近乎“抬杠”。时间过去太久，我已经无法一一复述当年产生这一印象的那些初始依据，只还记得，说到历史上那个诙谐智慧的东方朔，赵惠先说，今人多把东方朔当作文学家，其实他首先是汉代的“大相师”。他说他言之有据：在《新唐书·艺文志》里，有《衰天纳相书》七卷，记载有东方朔为汉代朝野之人相面测命的故事。

  赵惠先对诸如《麻衣神相》、《袁柳庄神相》、《神相铁关刀》等相学之书，也表现出极浓厚的兴趣。说到人的骨相、皮纹，赵惠先有一个很奇特的说法，几十年过去了，我记忆犹深。赵惠先说，一张面孔，就是一张人生经历的辨识图。曾经的风雨沧桑，未来的风云变幻，全刻在了脸上。你从蒙娜丽莎脸上那神秘的微笑，你从斯芬克思那谜一般的狮身人面相上，难道不会产生去探究生命隐秘的兴趣？他对人的五官，眼耳口鼻一一做了“部位”分析，他说得振振有词头头是道，只是我没有赵惠先的记忆力，已经无法复述。

  1974年，为了配合当时思想战线上“儒法斗争”的大辩论，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充的《论衡》。赵惠先却从这位法家代表人物的书中，“各取所需”，读出他感兴趣的内容。赵惠先对我说，你翻开《论衡》，随处可见“命禄第三”、“气寿第四”、“命义第六”、“骨相第十一”等篇目。赵惠先说，王仲任的“骨相篇”中开篇明言：“人曰命难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体。人命禀于天，则有表候于体。察表侯以知命，犹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谓也。传言黄帝龙颜，颛顼戴午，帝嚳骈齿，尧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汤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阳，周公背偻，皋陶马口，孔子反羽。斯十二圣者，……”说时，赵惠先铿锵顿挫，有声有色。我听得似懂非懂仅得一大意，具体词句是事后翻阅了《论衡》原著。

  赵惠先说：《易经》可说是一切神秘文化之源头。他还说：蕴藏于世间万物中生生不息生生不已的变化，恐怕未必全是因果逻辑可以穷尽。在那冥冥之中，一定有我们人类目前尚无法解读的“宇宙密码”。

  “宇宙密码” 这么个新名词，我第一次就是从赵惠先口中听说。那时，还是唯物主义辩证法“一元真理”一统天下的七十年代。赵惠先就能就敢发出如此带有“迷信”色彩的言论，也实属“离经叛道”。那时候，朋友圈中的诸位，或出于好奇或带有戏谑，少不了请赵惠先相面说命，打卦问事。赵惠先那种神秘兮兮，也不无故弄玄虚的举止，在朋友圈中便得了个“赵半仙”的雅号。

  当年时代背景下，巫婆神汉打卦算命都在扫荡迷信之列，对赵惠先的这一称呼中，不无揶揄戏谑他装神弄鬼的成分。

  赵惠先不以为然也毫不介意，他回我们以同样满含揶揄戏谑的一笑。

  赵惠先说：“人类总是喜欢对自己未知的领域拒斥。其实，在我们的面前始终横亘着一条知识的地平线，踩在脚下的已知总是有限，而展现在眼前的未知却永远无限。”随着科学主义露出其巨人的泥足，科学家们越来越认识到：科学本身的范围是很有限的。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应当晓得，科学不知道的事情更多。柏拉图早就说过，你知道的越多，就发现你不知道的越多。如果你觉得没有问题了，实际上你根本没懂。所以科学不是越研究越封闭，而是越来越开放。

  记得赵惠先还举过二个例子：他说，《黄帝内经》与《易经》有许多“英雄所见略同”之处。人们都认定相面是迷信，那么对中医学中的望闻问切、察颜观色又作何解释？你能说中国的中医学不是科学是迷信？他还说，被毛泽东、蒋介石双双推崇的曾国藩，对“相术”颇有研究。曾国藩留下的《冰鉴》，就是集相面大全的一本书。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风云人物的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等，哪一个不是出自曾国藩之“慧眼识珠”？

  赵惠先还说过一句经他改造后的“论语新句”：“知之为不知，不知为知之，是知也。”赵惠先为儒家学说注入了老庄哲理。

  说句实情，我对赵惠先也充满困惑。我很难认同苟同他的许多说法和见解。好像是伏尔泰所言：我不赞同你的思想，但我尊重你的选择。其实，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也是为自己“留后路”。每个人都会因自己的观念、学识、经历等原因，有自己视野的死角和盲点。谁也不敢断言自己今天的看法就是高瞻远瞩，一目了然，能看到终极的真理。时间是最好的显影剂。只有时间能做终极判定。我们多存一些“耐心”，多做一些“等待”，哪怕是一场“等待戈多”。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一帮文学青年经常集聚在唐达成古城的蜗居，激扬文字，谈经论道。比照福楼拜莫泊桑们的“梅塘之夜”，我们不无狂妄地为我们的彻夜长谈命名为“古城之夜”。赵惠先也是当年“古城之夜”的常客之一。

  我在《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一书中，有六处提到赵惠先，其中四处都与他的“半仙”称号有关：

  第一处是这样记载：

  在唐达成身边的太钢朋友们中，有一位号称“赵半仙”的赵惠先。他当年曾给唐达成的命运做出预言：唐达成命运中必有贵人相助，后半生将有一段风光。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庸俗地把胡耀邦称为唐达成命运中的“贵人”？是那段历史，使唐达成的命运出现转机，而1989年胡耀邦逝世，唐达成就此绝了仕途之念。

  这段记载说的是1976年，唐达成的人生处于最暗淡的一段时日，连一向坚韧坚强的唐达成，也写出了《关于“命运”的沉思》，流露弥漫着一股绝望情绪。就是在这一年的某一天，赵惠先慎重其事地拿了三枚古铜钱，为唐达成打了一卦。赵惠先说唐达成命中有“贵人”相助，熬过五更寒，能收二茬粮。记得，唐达成是一脸的苦笑，连连摇着头说：小赵是给我开了一帖“安慰剂”，开了一帖“止痛片”。唐达成曾对我说，人的命运中，有了太多的不测和变数，大概就容易陷入宿命论的误区。费尔巴哈说：“什么地方数学上的确定性宣告终结，什么地方神学便宣告开始。”人们对于落在头上的“命运”不可解释，便使“命运”永远罩上了神秘的、莫测幽深的黑色的架裟。唐达成还说到曹禺在为《雷雨》作序时，不无惴惴地吐诉心中的惶惧和敬畏：冥冥之中，似有一个不可知的，巨灵般的“命运”俯瞰大地，君临尘间。我感到，即便终生信奉马克思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唐达成，在人生的某一阶段，也难免对“命运”产生内心的惶惑和迷惘。唐达成在《七十抒怀》一诗中，有这样诗句：“混沌鸿蒙无定则，天命古怪有玄机”。

  后来，唐达成的经历似乎“验证”了赵惠先的论断，唐达成果真迎来了人生的“二度辉煌”，扶摇直上，直至中国文坛最高宝座。但朋友们对赵半仙的“灵验”，是这么一个说法：“赵半仙”是“歪打正着”。若干年后，我曾问过赵惠先：你当年是真有什么依据，还是仅仅出于宽慰的目的？赵惠先极认真地说：《易经》八八六十四卦。打卦，可不是打彩撞大运。说着，他还记忆犹新地说当年给唐达成打的卦象是上泰下乾，什么乾卦的“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什么泰卦的“小往大来”“天地交泰”等等，一说就是一长串。甚至还给我扯起胡耀邦当年在解放太原战役中，如何击溃阎锡山的“色攻”，并强调说此一举与唐达成的命，有何瓜葛牵涉。

  第二处是1999年9月，当唐达成走近生命的终点，处于生死临界之时，我有这样一段记载：

    我在前面章节中提到的“赵半仙”，对我说过这么一番话：“唐师傅命中犯九。咱们太原人，不是有‘逢九年’一说？‘逢九年’还得穿上红裤衩，系上红裤带。只要逢九，就是唐师傅的一坎。一九九九年九月，这来些个九……”“赵半仙”操一口地道的太原话，说着，只是连连摇头。

  “赵半仙”说来振振有词，言而有据：“你好好回想一下，唐师傅一生当中这几十年的命。一九四九年，他本来已经跑到台湾咧，他又自己跑回来找罪受；一九五九年，让人打成右派，打发到劳改农场；一九六九年，又把他清理出阶级队伍，打发到咱们太钢来钻炉膛，运死人；一九八九年，又让人从官位位上拨拉下来。现在又赶上一九九九年……”“赵半仙”说着，又是连连摇头。

  我在此后，做了如下的阐释：

    “九”是一个充满着不可知因素的“变数”。《周易》卦五十五云：“日中则昃，月盈则食”。“九”为满，“九”为极限，否极泰来，物极必反。数字从一走到九，又该复归于零。犹如人生画了一个大圈。其中，颇蕴含了生与死的意象。

  古希腊的哲人毕达哥拉斯甚至把宇宙的构成、生命的解释也归根于数：二为路、三为空间、四为时间加空间，二、三、四相加为九，九构成了人生命运。

  看来，“赵半仙”的卜言颇有古今中外的依据。

  ……

  大概但凡打卦算命的，都具有极强的概括能力，他能把现实中纷乱的万相，给你“点化”出一条清晰的线索，给人以恍然大悟的震撼。

  没曾想，“赵半仙”不幸言中，“逢九年”一说，竟成诺查丹玛斯的世纪末大预言。世纪末之劫。

  从我的阐释就隐约可见我的心理：我无形无意之中已经受了赵惠先思维的影响。

  第三处记载为：唐达成发生病癌之变，为祈福求平安，赵惠先陪唐达成的夫人马中行到太原的崇善寺进香。此段情节是由也是朋友圈内的雷伟讲述：

  “我、小赵、马师傅三人去崇善寺，小赵提得建议。因为我对这些事不太了解。我们三个去了。人们说，崇善寺的菩萨不是能开眼吗？马师傅说，确实看见菩萨开眼了，我看的时候，菩萨也睁开眼了。然后，按小赵的安排许愿。马师傅许的什么愿我不知道。后来，去年聊天的时候，马师傅、牛牛对小赵不太信了。因为他说的不准。马师傅说，那次咱们去崇善寺的时候，菩萨开了眼了，都说是好好好，好什么呀好，好唐达成还能成了这样？可能她许愿许的是关于唐师傅。马师傅对我说，她什么时候许愿，第一个就是唐师傅，第二个就是牛牛。这是世界上她最关心的两个人，她肯定是许的这方面的愿，所以她也不太相信了。就是唐师傅那个《淡痕集》出来的时候，唐师傅正好到上海开会去了。唐师傅给我的书，都是唐师傅签的字，就是《淡痕集》上是马师傅签的字。扉页上面，马师傅写了一段话：‘小雷：达成今晨去上海开中国作协主席团会去了。临行嘱我代他送你与小赵一人一本他的作品。在太原咱们三人度过了最愉快的半天。我深想想，咱们三个人都是好人，所以观音菩萨睁开眼看见了我们，她是对的。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刻，使我感到生活是美好的。’最后落款是马中行。后来按小赵的说法，许了愿以后还要还愿，马师傅还专门给小赵寄了一百还是二百，让小赵替她去还愿。小赵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替马中行还愿记》，文章我读过，挺有意思。”

    赵惠先与我谈到过宗教。他说，他对马克思的一句话印象至深：“宗教是无情世界的有情世界，是被压迫生灵发出的呻吟。”他说，不管是佛教还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回教，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劝人行善积德的。人们对宗教的皈依，不正是对生存现实失望绝望的一种反映？

    赵惠先还说，宗教强调的是一种信仰。它的基础就是“信则灵”。看似一个宗教学的问题，实质更是一个社会学问题。他作了个比喻：就好比商品社会的纸币，完全建立在政府信任的基础上。政府信任度高，纸币就坚挺。反之，则出现像国民党的金元券，前苏联的卢布，大幅贬值或干脆崩溃。

    赵惠先还说了泰勒的一段话：“每一个反对宿命论学说的哲学论断，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假定之上：我们可以自由地寻求并实现各种不同的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一假定本身当然就是一个问题。”

    第四处记载是关于给马中行家族看祖坟风水的情节。马中行出身于一个大官僚家庭。其父马木斋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知名人物。曾任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次长。书中这样写道：

    说起“赵半仙”，我想起他给我说过的一件事：“马师傅跟我说，她这辈子倒霉透了。啥坏事也让她赶上了。那年，我跟她去看她祖上的坟地，坟地不错，一块二马地，可让人给骟了蛋了。要不是她祖上尽当官的，她老子还是孔祥熙的红人。到马师傅这一辈，就越来越不沾了。”对于“赵半仙”，马中行和牛牛(唐达成小儿子唐大年的小名)也是各抒己见：牛牛说：“小赵不灵，有灵的，但他不灵。”马中行说：“小赵还是有他神的地方。”而且后来，当马中行准备终结自己生命的时刻，唯一只给小赵打去电话，问询时辰的吉凶。由此对赵惠先的迷信程度可见一斑。马中行母子，一信一疑，倒也符合赵惠先“半仙”的称号。

  我把牛牛的“不信”说给赵惠先听，赵惠先一副“三年早知道”的从容。赵惠先说，这就是一种不公平。预言者也不是先知先觉的神。他也不可能金口玉言，说一句准一句。人们对科学就可以宽容，容许它一次次失败。666农药，失败了665次，都得到了继续，要不然就没有了最后一次的成功。其实这是人类面临的共同规律。作为一个预言者，能说准百分之五十，得一个半仙称号，也该知足偷着笑了。

  2005年5月，马中行突然脑溢血住进积水潭医院。得到消息，我与诗人华丹即刻坐华宇大巴赶往北京。也是无巧不成书，由于大巴的转悠拉客，在山姆士超市我们与马中行的弟弟马壮行意外相逢。去北京前，因为考虑赵惠先行动不便，我们就没通知他。再说，我们只觉得马中行命硬命大，有一次自杀，吞了一瓶安定外带一片氰化钾，二十多个小时后竟然还能“死而复生”。路途上，马壮行终于没能忍住，给赵惠先打了一个电话。马壮行说，他就是“迷信”赵惠先。赵惠先给他测过几件事，无一不应验。马壮行把几件事一一细细道来，听得人真有些神乎其神。马壮行打过电话，脸色一直阴云密布，神态变得十分凝重。我问马壮行，赵惠先怎么说？马壮行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当时我即产生不祥预感。马中行“已经完成了人生的所有历程”，又一次被赵惠先“不幸言中”。

  在积水潭医院，我见到了久闻其名，却一直未谋其面的马怡喜。马怡喜是马中行二哥马志行的儿子。马志行是北京出版集团的老编辑家。马怡喜在美国、南美都开有公司，忙得脚不着地满天飞。在医院急救室门外的长廊，马怡喜与我们一见面就急切切地问：你们是太原来的？赵惠先来了没有？哪个是赵惠先？我心中好生纳闷：赵惠先何以对马怡喜有如此强烈的影响？当确认赵惠先没有来，马怡喜才如释重负地长吁一口气。马怡喜说，我怕见到赵惠先。我怕他那张嘴。每次都是在我生意最顺当最得意的时候，他就给你冒出那么二句不吉利的话。别人给我算命，都是拣好听的说，赵惠先和人不一样。可偏偏还就让他说中了。我真怕见到他，又给你冒出几句什么话。

  我把这一情况说给赵惠先听，他哈哈一笑，说都是些生意上的事。我有些惊诧，远隔千山万水，又从来连面也没有见过，何来预测依据？赵惠先笑笑说：逻辑思维依据的是推理、分析，形象思维注重的是直觉、整体。在现实的思考对象中，任何完整的事物或者事件，都是由错综复杂的环节和要素组成。这些构成的环节和要素，始终处于一种相互作用和变化的动态之中。万物皆流，人不可能把脚两次伸入同一条河流中，这就使得局限于细部的逻辑思维成为“畸形思维”。而《易经》的思维则是与逻辑思维背道而驰的一种整体把握的形象思维……就在我似懂非懂琢磨赵惠先的话时，赵惠先的话戛然打住了。他抱歉地笑笑说，说来话长，一言难尽。说着用力地揉搓着太阳穴，面露痛苦之色。我知道，“帕金森”已经病入膏肓地损耗着赵惠先的脑子，他已不适宜过多地思考和说话。

  后来，我从赵惠先的小说《置易或者容易——辛啸鸣学〈易经〉的入门过程》一文中又续上了我们中断的谈话。我看到了一个迷惘灵魂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孜孜不倦。赵惠先在人生经历的娓娓述说中，嵌入融入那么多的生命哲理。历史蹒跚走过三十五年，我们比较走近了一颗孤独寂寞的魂灵。在小说中，赵惠先借沙沃克之口(沙沃克是赵惠先多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人物，在沙沃克睿智哲思、侠肝义胆的形象中，我看到赵惠先的身影)，说了这样一段话：

  下面咱们来分析六十四卦象，说白了，六十四卦象就是六十四道数学公式，我们经过计算找出它的准确答案来，这就是算卦。大家知道古人结绳记事，用一个大疙瘩和两个小疙瘩进行排列组合，这样就产生了二进制和二进制的数字表示法。二进制的发明具有伟大的划时代的意义，现在我们进入计算机时代，数码的基本概念就是二进制。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第一个发现并高度评价了二进制，它对世界文明史的推动作用超过了我们的四大发明，尽管它无形，可是它无处不在。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了二进制，我们整个文明社会将马上崩溃，不复存在。我们暂且把阳爻视为0，阴爻视为1，用这两个数字组成一组三位数，至多可以得到几个不同的三位数呢？根据定理可以得到2的三次方，即2X2X2=8，这八个数字就是八卦的基本代数，也就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再具体一些等于阳爻生出阴爻，阴阳交感，始成八卦。八卦分别代表金木水火土五行，阴阳五行包罗整个物质世界。世界的有形为三维空间，六个方向。设想阴阳二数再组成一组六位数，按照八卦的组合规律与定理，可以得到2的六次方，即2X2X2X2X2X2=64，这六十四个数字涵盖了一切有限和无限，有形与无形……

  对一门高深莫测的学问，岂是语言能穷尽。从赵惠先的小说中，我听到了一家之言的解读。

  赵惠先的小说，使我联想到一本叫做《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的小册子。高度发达的现代物理学，却在几千年前的《易经》中，寻找到了旷世千古的绝代知音。

  赵惠先在跨入不惑之年不久，遭遇了人生的致命一击。

  “帕金森”是神经系统的一种绝症，高度发达的现代医学对它也无法解释，束手无策。中枢神经这一人体的司令部，不知什么原因，突然放弃了统领和控制，原本“天造地设”“天人合一”的协调与平衡被破坏了。天旋地转，手足无措，生理的平衡失去了，心理的平衡也随之失去。赵惠先说，当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听完医生的宣判之后，感到整个大脑一片空白。四十多年人生构筑的一切彻底坍塌了。他无法吞咽老天爷酿制的这碗苦酒。他一开始是不相信，接着是愤怒，再下来是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朋友们想尽一切办法试图宽慰他，然而他拒绝与所有昔日朋友的会面。他说，我希望在朋友视觉中保存一个良好形象，我不愿让朋友看到我目前的“惨不忍睹”。

  赵惠先口中吐出了那句令人闻之震颤的话：“人算不如天算，天算不如不算。”

  赵惠先成为《夜半歌声》中的宋丹萍。深居简出，“无颜见人”。

  后来，我看到了赵惠先写的小说《一本正经的荒唐故事》。这是一个“置于死地”而企盼“后生”的顽强执著的求医之路。当年，因了柯云路的《发现黄帝内经》的“广告效应”，胡万林被推上了“神医”的圣殿，他设在太原天龙山下的工人疗养院和设在陕西终南山下的太乙宫镇的“万林医院”，一时间趋之若骛门庭若市车水马龙。一种“病急乱投医”的绝望，使赵惠先亲历了“胡神医”“起死回生”的情景。从这淡淡的大背景下，我读到了用生命最强音发出的呼喊，我看到人的生命力的顽强和韧性。这是一篇震撼力绝不亚于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

  赵惠先在小说的最后写道：

    “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纪念死去的病友，每敲一个字心就淌一滴血。终南山下的四十五天留给我的悲伤太多了，这篇小说写得太艰难了，痛苦伴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而延续。小说的人名是真的，我不愿意改名使他们九泉之下生活得不愉快，细节绝大多数也实有其事，我只是逻辑性地做了一些演义。但愿对活着的人有所启迪。”

  有朋友说，赵惠先是过多地“泄漏天机”，犹如盗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遭到了“天谴”。我可以肯定，朋友的话绝无丝毫兴灾乐祸的恶意，反倒是充满遗憾、同情。赵惠先本人也认为：人就犹如一台没有调好波段的收音机，所以总是处于昏昏噩噩充满杂音的浑沌状态。是阴差阳错的某个机遇，巧合把一个人调整到正合适的波段，于是他就具备了某种“特异功能”。诺查丹玛斯那些神奇灵验的预言，就是把蓦然间凸现于脑海的画面，用诗歌的语言做了表述。相面、打卦、算命，都是非常耗损脑子的一件事情。可能正是由于“脑电波”的长期超载负荷，才造成了脑神经系统的不时“短路”。

  莎士比亚有句名言：延续生命的方式有二种，一是留下子孙；一是留下著作。

  作家可以两世为人。一是生存其间的自然世界；一是作家回忆反思中的创作世界。

  赵惠先无疑是一个神经极度敏感之人。从“不惑之年”到“知天命之年”，可说是人生的华彩乐段。十年磨一剑，赵惠先把自己的人生经历人生感悟酣畅淋漓淋漓尽致地表述于文字。写作对于赵惠先而言，简直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延伸，或者说就是生命的组成部分。赵惠先的笔下，无论是《好汉三磕头》、《酒鬼乎？酒仙哉！》，还是《头发》、《鼎力之动摇》，还是闲斋烟云录四篇：《无奈的尴尬》、《困乏之忧和恻隐之心》、《话不能说满，事不能做绝，路不得断后》、《友山水进步了》，都充满了对人生迷惘的探究和对生命奥秘的拷问。

  由于神经对手足失去控制(赵惠先在“授权书”上签他名字的三个字时，手哆哆嗦嗦地竟用了五、六分钟)，赵惠先的写作几乎可说是在“玩命”。他在电脑的键盘前，无法像正常人那样弹琴似地流畅击打，而只能用一个指头，“全神贯注”地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去敲击。赵惠先对我说，有时候遇上精神状况良好，身体状况也行，一天能“戳打”出二、三百字。就是用这样一种速度，赵惠先竟然“戳打”出五十五万六千多字的小说。当我面对赵惠先呈现于眼前的二十二篇中短篇小说时，我简直为赵惠先顽强的毅力和生命的韧性所折服。赵惠先成为我面前高耸的标杆，我一个全智之人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刻苦勤奋前行。

  2007年4月，我帮助赵惠先君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赵惠先中短篇小说精选集》。精选于此集中的文字，仅是赵惠先成品的三分之一。我掂得出其中的分量。这不是墨写的文字，这是血写的生命。

  史铁生在《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一文中这样问：“灵魂正在离开这个残损不堪的躯壳，一步步告别着这个世界。这样的时候，不知别人会怎样想？……”我想，任何一个生命在生死临界发出的声音，总有其价值有其意义值得我们聆听。